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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受經濟形勢下行的影響，民營企業尤其是制造加工類企業發展勢頭減緩，受市場萎縮、融資難、用工難等問題的困擾，民營企業在生產經營中資金周轉困難、遲延交貨、不能依約完成訂單等合同違約情形多發，隨之出現大量的合同糾紛。大量制造加工企業面臨各種類型的民事合同糾紛，但有部分企業及其經營者因為應對不力、處置不當被刑事立案，陷入涉嫌詐騙或合同詐騙罪的刑事風險中。

近日深圳市龍崗區某民營企業家李某因涉嫌合同詐騙罪被刑事拘留，公安機關指控其犯罪數額高達3200余萬元人民幣。我所張慶磊、邵春陽律師接受委托為李某辯護，兩位律師通過多次會見李某、多次與辦案民警溝通了解案情，后又到李某及其關聯的企業走訪調查，通過一系列工作幫助辦案機關理清了李某經營的企業與報案人之間存在的多重法律關系，查明雙方的爭議屬于借款合同糾紛及擔保合同糾紛等民事糾紛的范疇，沒有犯罪事實發生。在審查逮捕期間張慶磊、邵春陽律師向檢察機關提出辯護意見：“因多項客觀原因導致李某企業資金周轉受阻不能按時還款，但李某對案涉資金沒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存在合同詐騙的犯罪事實，只要其企業能夠正常運營其本人及公司有足夠的償還能力，建議對李某不予批準逮捕”，后辯護意見被采納，檢察機關對李某作出不批捕的決定。

一、基本案情

2016年6月李某在深圳市龍崗區創辦甲公司，主要經營精密光學儀器的生產銷售，公司設立初期經營狀況良好，利潤可觀。2019年10月甲公司增加研發成本、擴大生產規模，期間乙公司經過與李某及甲公司充分協商后決定向甲公司長期供應生產所需的貴金屬原料和化工產品，甲公司一直按期支付貨款。2022年9月因外貿訂單銳減，甲公司經營狀況欠佳，周轉資金不足不能按時向乙公司付款，雙方協商一致將付款方式由按月支付變更為每四個月支付一次，2023年10月因為乙公司調整經營范圍不再向甲公司供應貴金屬原料及化工產品，經結算甲公司共欠乙公司貨款2200余萬元人民幣，甲公司無力支付。為了使甲公司能夠持續經營、度過難關，李某多次與乙公司協商，雙方達成借款協議將甲公司欠付的貨款轉化為向乙公司的借款，同時乙公司再向甲公司出借1000萬元人民幣，用于甲公司的日常運營，至此甲公司共欠乙公司借款3200余萬元，雙方約定了利息，甲公司需按月向乙公司支付借款利息，但未約定借款期限。為保證乙公司的債權，李某個人為其提供保證，同時甲公司以自己庫存的一定數量的成品、半成品及生產設備為乙公司設立動產浮動抵押，抵押合同簽訂后雙方到有關部門辦理了登記。

2024年10月份開始，甲公司因為經營狀況持續惡化，不能按照約定向乙公司支付利息，且因為其內部管理漏洞導致已作為抵押物的半成品、生產設備被處置。2024年12月乙公司到甲公司的生產場地盤點發現已被登記的浮動抵押物數量大幅減少，乙公司的債權失去保障，認為被騙即向公安機關報案。起初公安機關初查后認定雙方存在的是經濟糾紛，決定不予立案，告知乙公司可以選擇民事途徑解決，乙公司不服，申請檢察機關立案監督，檢察機關審查后認為有犯罪事實發生，需要立案偵查，即通知公安機關立案。2025年3月6日公安機關正式對李某涉嫌合同詐騙罪立案偵查，此時恰逢李某出差國外聯系不暢，未能及時到公安機關配合調查，2025年4月1日李某回國后即被公安機關傳喚到案并以涉嫌合同詐騙罪刑事拘留。

二、辯護工作

張慶磊、邵春陽律師接受委托后第一時間到看守所會見李某，了解2023年10月李某代表甲公司與乙公司達成欠款轉化為借款的詳細經過，及當時從乙公司取得的1000萬元借款均用于企業實際經營的情況。李某也詳細說明了其出差國外是為了開拓市場、維系客戶以獲取更多的訂單，不是為了逃避債務。之后兩位律師又到甲公司的生產場地實地走訪，發現甲公司雖然經營存在虧損，但依靠其技術優勢仍然前景廣闊，生產未停滯且對外有大量應收賬款。

在走訪中甲公司的其他股東反映因公司生產規模縮減，2024年下半年以來有部分生產設備長期閑置，為了盤活公司資產，部分股東及管理人員在未經李某同意的情況下決定將閑置的設備出租給其他企業使用收取租金，而該部分設備正是之前為乙公司辦理了浮動抵押的設備。甲公司在未經抵押權人乙公司同意的情況下將該部分設備出租確實違反了抵押合同的約定，但其并非將該設備出賣，設備雖然脫離了監管場地但仍在甲公司掌控之內，所有權仍歸甲公司所有。了解到該情況后張慶磊、邵春陽律師當即前往設備承租方的生產場地拍照、錄像固定證據，并調取租賃合同、租金支付憑證等書證。

張慶磊、邵春陽律師又從甲公司財務部門調取2023年10月至2024年10月向乙公司支付借款利息的憑證，收集2025年1月至3月李某多次出差境外開展工作的記錄及甲公司新取得的國外訂單資料、合作框架協議等證據材料，規范整理后向公安機關提交。案件進入檢察院審查逮捕階段后又向檢察機關提交辯方證據及辯護意見，強調：

第一，不能以甲公司目前的經營虧損狀態來認定其沒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李某及甲公司與乙公司達成借款協議時完全有合同履行能力，在履行過程中，由于客觀原因導致履約能力下降不能按時支付利息，但李某及甲公司一直在為履行合同積極努力，綜合企業整體經營狀況及資產狀況，完全具備向乙公司償還借款本息的能力。

第二，甲公司在未經乙公司同意的情況下將已設立浮動抵押的產品出售、生產設備出租，所得收益未優先償還乙公司的借款本息，違反了抵押合同的約定，但甲公司的違約行為導致的是乙公司的抵押權受損，從民法的角度抵押權僅屬于優先受償權，抵押權受損并不必然導致其主債權的喪失，且李某對此并非完全知情，不能以此證明李某有惡意處置抵押物，故意逃避債務的主觀目的。

第三，李某及甲公司與乙公司簽訂借款協議時及履行中主觀上均想積極履行，不存在利用簽訂合同的手段騙取乙公司資金的意愿，即使因為市場客觀因素導致資金周轉困難，李某也一直在為履行合同積極努力。甲公司從乙公司取得的借款并未肆意揮霍、轉移隱匿，其未能依約支付利息及違反抵押合同的約定處置抵押財產的理由具有正當性和合理性，其對案涉資金沒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雙方的糾紛屬于平等主體之間可以通過協商解決的情形，協商不成雙方完全可以通過民事訴訟予以解決。

第四，2024年11月甲公司不能依約支付利息后，李某作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總經理一直積極采取補救措施，一方面充分調動資源籌措資金確保公司生產不停滯，另一方面親自出差開拓市場、維系客戶，確保運營的可持續性，李某出差境外期間雖然手機無法接通，但其本人一直通過E-mail與公司及多名客戶保持聯系溝通，并非為了逃避債務而下落不明。

第五、綜合全案事實及辯護人提交的證據情況，不能證明李某及甲公司對案涉資金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其行為不屬于我國《刑法》第224條規定的合同詐騙罪的任何一種情形，建議對李某不予批準逮捕。張慶磊、邵春陽律師通過與承辦檢察官的多次溝通最終辯護意見被采納，檢察機關對李某作出不予批準逮捕的決定，李某被取保候審。

三、辯護工作感悟

涉案金額3200余萬元人民幣，數額特別巨大，若指控罪名成立，當事人將面臨非常嚴重的刑罰，且刑事立案是經檢察機關立案監督程序后通知公安機關立案的，辯護工作面臨巨大壓力。

本案屬于典型的刑民交叉類案件，當事人李某及其經營的甲公司與報案人乙公司之間簽訂了多份民事合同，存在多重法律關系。在合同履行過程中，甲公司確實存在違約，其違約行為確實損害了乙公司的合法權益，但甲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李某的行為是否達到刑事犯罪的程度，是否符合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是爭議焦點問題。在司法實務中合同詐騙案件與民事合同糾紛案件的最主要區別在于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對非法占有目的認定取決于對客觀事實的詳盡調查、分析。根據我國《刑法》第224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7條的規定在審查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時，應重點審查行為人的履約能力、履約行為、取得財產后的處置方式、事后態度等，進行綜合判斷。

張慶磊、邵春陽律師充分了解案情后決定將辯護工作重點放在對案件事實的求證上，通過對甲公司及其關聯企業的多次走訪，圍繞其經營狀況、資產狀況、履約能力、抵押擔保的真實性、錢款用途等關鍵問題深入調查，獲取能夠證明當事人無罪的關鍵證據，從而協助辦案機關查明案件事實、理清法律關系、準確認定案件性質。此類案件在認定當事人非法占有目的問題上，辯護人要敢于調查取證，敢于提出反證。因為對行為人主觀故意的認定要根據其客觀行為來推斷，但該推斷必須建立在“證據確實充分，排除合理懷疑”的基礎上，在偵查階段公安機關往往側重于調取能夠證明當事人有罪、罪重的證據，而對于證明當事人無罪、罪輕的證據容易忽略，這就要求辯護律師要有主動調查取證的意識。

本案的辯護工作取得階段性成效，體現了張慶磊律師一貫倡導的刑事辯護工作重心前移、偵查階段的辯護重點是調查取證、審查批捕環節是爭取當事人無罪的最佳時間窗口等辯護理念，在接下來的辯護工作中張慶磊、邵春陽律師仍會堅持主動作為、有效辯護的理念，切實維護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及其他合法權益，早日取得徹底無罪的辯護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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